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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贴:饥饿年代的中国民谣  

2011-01-15 05:56:4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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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俊义,河南侉子。由于闲来无聊,6月凤凰开博,专家吹嘘真理,咱是随意说说。联络方式:nywangjunyi@sina.com

网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3837920.html

2010-07-30 18:07:57

浏览 7902 次 | 评论 22 条

中国饥饿年代的民谣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各地文化机构创作的民谣,本身没有民谣的特色,也没有民谣的传播性和流传性,并且大部分都是以歌颂人民公社为主题的顺口溜,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伪民谣。但是这部分民谣,一般都能够在各级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甚至还能参加各种民间文艺的展演。并且获得各种奖项。现在来看,这部分所谓的民谣不是民谣而是官谣,被各级的郭沫若们编进各种民谣读本,尽管红极一时,最终还是被人们忘记得干干净净。

第二部分是真正在一个地域流传的带着浓厚地域特色的民谣。语言上口,内容和民间的生活和历史真实相联系,是实实在在的民谣。民谣的最大特点就是民间性和人民性,来自民间流传于民间,反映民间某一个历史时期真实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被教化了的情感,也不是文人们涂脂抹粉后的情感。时间过去很多年,一旦有人说起这些民谣,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就历历在目。

饥饿年代最大的问题就是饥饿,每一个人都被饥饿折磨的面黄肌瘦。无论官方刊物上民谣如何的粉饰生活,真正的人们还是要吃饭的。官方的民谣不是馒头,也不是大饼,更不是米饭和猪肉。于是在民间就有一个很是形象的民谣:

           “ 端上碗,

            里面有个照相馆。

             吃了饭,

            伸出舌头舔舔碗。”

当时农村的饭放的粮食很少,做出的饭很稀很稀,吃饭的时候,碗里照出了人的影子。吃过饭之后,还有几粒粮食粘在碗上,人们都要伸出舌头,舔干净碗上很是珍贵的几粒粮食。这个民谣就是对于饥饿年代民间生活的写真。我伯晚年的时候,总爱回忆过去的日子。有一年除夕,吃过年夜饭,看电视的时候伯忽然对我说:“你三叔是最富想象的人,吃食堂的时候舔碗,成为饭后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舌头很短,伸开舔不到碗底残留的那粒粮食,你三叔说,科学家发明这东西,发明那东西,咋不发明一个橡皮碗,吃过饭把玩翻过来,不就好舔了。”伯知道这样的话不是过年说的话,就接着说:“现在的生活啊,比过去地主的生活都好啊。过去地主过年,也就是一块猪肉,现在,人们还要吃鱼啊、鸡啊、鸭啊、牛肉啊、羊肉啊。你们算是赶上好世道了。”

在那样的年月,不仅农村困难,城市也困难。农村的亲戚到了城里饭量大,让城市的亲戚很是为难。城市是靠粮票生活的,农村的亲戚住上几天,就把人家好几天的粮食都吃光了。我小的的时候,很不想到县城里去,饭量大的可怕,亲戚们不讨厌,我自己就讨厌自己吃了别人的粮食。当时城里有一个民谣,和农村的《照相馆》相呼应:

         “客、客,不要脸,

             来了不带面购点。

             这次说了你知道,

           下次来了带粮票。”

我大概就是这样不要脸的客人,总是进城给家里办事,总是没有粮票可带。我也听说过这个顺口溜,就让我母亲在让我进城之前给我粮票,母亲苦愁着脸说:“我们是农民,是没有粮票的,只有市民才有粮票。”我祖父活着的时候,到了冬天想吃一顿宽面条,就要跑三十里到县城附近一个姑奶家里,我用架子车拉上他到姑奶家就是中午了,吃过宽面条在拉祖父回家,到家就太阳落山了。我问祖父:“离县城就只有几里了,我们去县城吧。”祖父说:“他们是有面购点的,我们没有。我们闪开肚子吃人家一顿宽面条,面缸就要下去一截子。”这个城里人唱的民谣,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还在县城里流传。这样的民谣郭沫若不会选编一本,假若选编了将成为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就是今天,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不会征集这样的民谣,为我们的民间历史留下珍贵的文化化石。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并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杨朔式散文,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探索性的作品。下乡的时候,一个公社书记对我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民谣,是不上书的民谣。我给你说说,或许还有些意思。”这个民谣是:

         “羊娃羊娃你上哪?

            我上北京粮管所儿,

            你给毛主席说一下儿,

           俺们买不来红薯干儿。”

公社书记接着说:“假若放在几年前,我才不敢说这个顺口溜呢。”

我说:“假若当年郭沫若编写的歌谣里有一部分这样的民谣,不知道会不会提前结束人们的饥饿。”

公社书记说:“郭沫若不敢,巴金不敢,谁也不敢把这样的民谣编进书里。郭沫若假若编了,他的人大副委员长就当不成了,过节的时候,也上不了天安门了。”

这就是我们作家、艺术家、诗人们面临的选择,良知和地位发生矛盾时,首选的是地位,而不是良知。因此,我们的时代产生的作家艺术家大多都扮演了一个时代小丑的角色,他们留下的作品和编撰的书籍都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东西。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个远去的时代,一个远去了的灵魂的群体。那就是我们的历史,那就是我们的文学史。在民间的民谣面前,那个时代当红艺术家们应该感到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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