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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徐光旭:我为什么要批评于建嵘教授?  

2010-11-08 07:33: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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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光旭

网址:http://blog.ifeng.com/1225650.html

2010-11-06 17:24:39

浏览 103 次 | 评论 4 条

【河南一干部酒后砍人大喊我是李刚/视频】

我的博文《从于建嵘罢宴看中国知识分子的伪善》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误读,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之所以那么多人误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体制内”还抱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一些人对我说“别太苛刻了”,“于建嵘教授是极少数能讲敢讲真话的专家”,“于建嵘起码比拍马屁,架秧子的那些知识分子强吧”。这些批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忽略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评论:“只有和利益集团彻底决裂的的人才称得上是启蒙者。”不过,在当下中国要“和利益集团彻底决裂”,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的文章并没有要于建嵘“滚”出“体制内”的意思。其实,“体制内”、“体制外”,都是共处一个“体制”的结果,13亿中国人无一能够逃脱这个“体制”的捆绑,除非你真的“用脚投票”,带着难以消除的“民族劣根性”的文化基因移民到了海外。

然而,我不得不指出:现在不可能的事情,并非永远不可能;“和利益集团彻底决裂”是一种必需!于建嵘教授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有良知、讲真话的人多的是!),他和其他13亿中国人一样,都被一种错误的体制捆绑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惟一的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与这个错误的体制彻底决裂!而不是试图对这种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遗憾的是,于建嵘教授“罢宴(演)”举动的背后,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改良”的企图。事实上,如果体制的问题不解决,无论于建嵘教授讲得如何天花乱坠,他也只能和大家一样,都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所以,我批评于建嵘教授,不是站在什么“道德制高点”上,而是站在替中国的前途考虑的角度上。

 值得强调的是,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我早就没有了什么“温文尔雅”的德性,所以我必须指出:于建嵘教授代表了中国的一种现象,即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的伪善”。何为“伪善”?就是知识分子向统治阶层进贡谏言,像古代的儒生那样奉劝统治者实施“德治”、“仁政”。尽管这些儒生中有些“铮铮铁骨”,“替百姓讲话”的时候不免令人动容,然而,他们就是不敢做出彻底决裂的姿态,指出当前体制的荒谬绝伦。假如真的相信于建嵘,我们就将像“温水煮青蛙”那样慢慢地被这个千年不变的体制泡死。

 知识分子伪善的背后,其实是整个中国在公共舆论上的伪善:所有的争吵都是“主流”,而真正的“老百姓”是丧失了“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吵什么东东。同时,这种“体制内”的争吵,必然是毫无结果的。谁在为这种体制买单?不是宴请于建嵘教授的那张饭桌上的人,而是在那张饭桌之外的、无法发声的“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可以任意翻开中国的某一部法律看看,上面规定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所有的法条都是“主流”的自说自话!所有的法律都是恶法!

关于“彻底决裂”的问题,我以前写过一系列文章。很多网友对我的“彻底决裂论”不以为然。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新中国”就是“彻底决裂”的产物!“新中国”是在彻底废除以往“法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能假设:我们完全可以开创出一个“新新中国”?所以,在我看来,于建嵘教授给700多“体制内”的人讲课,纯属多余!要知道,这些“体制内”的人不是傻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比于建嵘教授不知道清楚多少倍!老实说,我看到于建嵘教授罢宴的那个形象,就是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尽管我不讨厌,但肯定谈不上欣赏。

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为了谋生的需要,而去给“体制内”的人上课,但我对于他们身上的“伪善”(本来是一伙的,却要装出清高),是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的。【我也批判自己!假如我是“伪善”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的“伪善”是制度性的、结构性的、社会性的。伪善,是中国的一种“主流”属性。中国的“主流”一直在对这个社会施暴!这是一个让人非常痛苦的事实。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浑然不知。在这里,我引进一个关于“结构性暴力”的理论。

什么是“结构性暴力”?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约翰·盖尔腾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结构性暴力”,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实施暴力和犯罪,而且几乎所有人都被迫参与,例如历史上德国的法西斯、中国的文革。与常规的个人暴力犯罪不同的是,很少有具体的、真正意义上的“犯罪者”。几乎所有人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让国家的结构性暴力肆虐的“助纣者”。“结构性暴力”让人们丧失人性,心灵被“平庸的恶”所征服、所占据——汉娜·阿伦特认为“平庸的恶”“可能毁灭整个世界”!

 “结构性暴力”是一种社会结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坏制度的有意无意的支持者。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本人(以及任何不特定的“我”)其实都是“中国一切都坏”的组成部分,所以,必需抱有彻底决裂的勇气!我历来认为,专制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个个社会个体共同的事情。不要只说民主与我们有关,专制其实也与我们有关,而且是更加紧密的相关。然而,一旦你选择了彻底决裂,你就有了获救的希望。

所以,我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一种忏悔的品格和批判的精神,并且坚定这个认识:权力永远会是一种“恶”。假如与这种“恶”沾上了边,我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否则,中国就不可能达成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社会共识,中国人就只能永远生活在专制集权的阴影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对于中国的转型,我坚决反对什么“宽容”、“妥协”之类的话语。我们只有“与旧体制彻底决裂”这一条路可走!

 我本人不是职业、专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我和很多“公共知识分子”都“干过仗”。我自信,至少在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上,我不比他们差多少。例如今年两会之后,博客中国关于宽容问题的大讨论中,我和“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意见有着方向性的不一样。刘军宁写道《民主是妥协的制度》,杨恒均告诫80后“中国未来政治转型中最需要的是什么……我的答案都是两个字:宽容。但这两个字却是很大的,比海阔,比天空……”,李悔之则认为“宽容、和解对中国十分重要,否则民主必将遥遥无期”。我则认为:1、妥协是建立在妥协双方彼此人格独立、权利平等、精神自由之上的。没有独立、平等、自由,妥协无意义。2、宽容只能是结果性的,而不能是过程性的。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必须搞清楚,而对罪犯的处置则应该是治病救人的。例如,许宗衡贪污20亿,很多网友认为他应该枪毙,但我认为枪毙有百害而无一利,关键的问题在于通过“程序正义”搞清楚真相。真相之后,才有妥协与宽容。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让所有人看到真相。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个,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总是陷入某种可笑的“争论”之中!例如,六七十年前关于“全盘西化”的问题,至今都没有争清楚,个别人还因为主张这个而“因言获罪”。“人言可畏”害得提倡这个概念的胡适也不得不这样改口:“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沦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不过,实践证明,胡适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对于反对“彻底决裂”的人,你可以嘴硬,但你无法推倒这个事实:我们目前的体制实在是荒谬绝伦!如此,于建嵘教授就可以看到,他要生气的对象不应该是江西万载的县委书记,而是这个荒谬绝伦的体制。同情于建嵘教授的人们,应该连着那个县委书记一起同情了才是。

 “我们”还得吃饭,尽管这碗饭上有一粒“强人”放进去的老鼠屎。如果你真的不想吃这碗饭了,你就应该清掉混在米粒中的老鼠屎,然后,自己另开炉灶再煮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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