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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诸位,住手吧!——为青年批评家余杰说几句话  

2010-11-03 11:45: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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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9 14:15:57 来自: alexiiia(书的梦想,照进现实?)

诸位,住手吧!——为青年批评家余9杰说几句话

文/朱健国

“余杰纵有千般不足,但他终究是当今青年中率先发扬先哲自由批判精神的战士之一,是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谱系中最年轻的传人之一。有人形象地描述,从梁启超、鲁迅、陈寅恪、顾准延伸下来的一条自由思想的链条,现在最新的传承点就到了余杰这里。”

我可能是最早批评过余杰的人之一——早在1998年12月,我就在《余杰的五四情结》一文中批评余杰的作品“纸上得来居多,生命体验太少”,那时人们对余杰的《火与冰》还是一片赞美之声。但时至今日,眼看对余杰的批评、围攻逐日升温,大有“不倒余杰非好汉”之势,我却要站出来高呼:诸位,住手吧!

而今批评余杰者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余杰的师友、同志、同路人,批评余杰是为了让他眼睛更亮,不入陷阱,算得上善意的批评;一派是“主流派”的帮闲,找的岔子都是些文化闲言;还有一派,既非余杰师友同道,亦非替“主流派”报仇者,只是一种狭隘的“文人相轻”而已。

在目前的“余杰批评热”中,主要是后两派在推波助澜,这种批评主要集中于三个话题——“二余和解作秀”、“抄袭”、“精于心计的狡猾”。

驳第一个批评点:“二余和解作秀”

2000年1月,余杰新著《想飞的翅膀》出版,其中有一篇批判余秋雨“文革余孽”问题的力作《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经多家传媒转载后,使余秋雨无地自容,也在文化界内外掀起巨大的波澜。

不久,应余秋雨要求,经中间人安排,余杰和余秋雨在成都见面对话,双方各退一步,达成相对和解。但消息见报后,舆论大哗,不少人愤愤然批评余杰由批余秋雨,到与之捐弃前嫌“和谈”,只是一场为了出名的新“作秀”。这一批评看似有所来由,但细究起来,并不成立。其一,余杰出名并非起于批余秋雨,而是其书《火与冰》的畅销,而《火与冰》批过钱钟书、季羡林等文化大师,并未涉及余秋雨。要余秋雨忏悔,只是余杰成名后的又一次乘胜前进而已。其次,以余杰二十多岁的年纪和阅历,有可能被花言巧语所一时蒙蔽,也有可能碍于中间人的情面而收敛一点批评锋芒,这都是青年战士有可能犯的错误,与“作秀”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驳第二个批评点:“抄袭”

据北京某网评论专栏主持人徐林正撰文说,余杰指责余秋雨为“文革余孽”之说,是抄袭《四川文学》一篇文章,余杰只是在原来九千多字的文章中发挥了一些新观点。而余杰反驳说,他早在该文出来一年前就已根据有关史料,提出了余秋雨应忏悔论,绝无抄袭。

现在的问题是,批评余杰抄袭的徐林正,新近出版了一本专著《文化突围——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仅仅为余秋雨评功论好,而且将几年来一切批评余秋雨之人皆攻击一番。这就彻底暴露了一个要害——徐林正原来是余秋雨的崇拜者、学生。在这样一个身份下揭发的所谓余杰“抄袭”,其动机岂不是不攻自破了——纯属恶意报复而已。

驳第三个批评点:“余杰精于心计的狡猾”

近期,网上流传一种评论:余杰虽然勇批许多远离他利害关系的大名人,却对身边的老师、朋友大肆吹捧,是一个颇有心计的狡猾之徒。此论源自今年7月19日,某网站主持人徐林正在网上发表的访谈录《王朔批判余杰:没想到还有比我脸皮更厚的后生》,文章借王朔与“老侠”对话之口,对余杰的基本人格、人文精神等集中火力地“灭”了一把。

应该说,这波攻击是所有批判中最有份量的一次。说其有份量,因为余杰在《火与冰》里,的确对其老师钱理群、夏晓虹等人进行了感激与褒扬,的确与摩罗互相进行了表扬,所骂并非无中生有。

余杰可能确有点太尊师重友“为师友讳”,但是,是否这就意味着“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精于算计狡猾阴险呢?我看未必。综观中外古今批判家或精神界战士,皆没有对一切人士进行批判。鲁迅算得上什么都敢骂的人,但他从未批评过其母亲,对自己的医学老师藤野先生、书商内山完造也是只有敬意,对好友许寿裳也从无半点批评……难道这些人都真的一无所错么?难道这也是鲁迅先生的世故狡猾么?不,这只证明了人性的局限。即使是标榜“无知者无畏”的王朔,确乎什么“文化恐龙”都抡了,但是却对巴金口下留情了,对王蒙也不敢造次,……为什么呢,终有一些私交使人不得不有所顾虑。

至于说余杰只敢批那些离他利害关系很远的文化名人,亦非实情。今日余杰,不能留北大,不能进传媒,近来分配上突生意外,谁又可以说“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在如此结果下说余杰“远攻近交”,欺软怕硬,实在有些阴险至极了。

选择承担还是冷眼旁观?

要想真正评价余杰,最好读读他的随笔《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见余杰《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2月版),文章对两类知识分子“智者”与“行者”(余杰原称为“圣人”)的分析,算是一语中的。兹摘文录如下——

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有这么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马斯当然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不愿意在声明上签名。

要托马斯签名的编辑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托马斯则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当初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自己确确实实是救过好几条人命。

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认为,签名有两个意义:第一,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其次,签名能够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所以,哈维尔在许多份文件上签名,他把签名以及与签名相关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

从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接受着昆德拉。昆德拉在中国知识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旋风。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昆德拉热一直长盛不衰。相反,我们对哈维尔却采取了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哈维尔的戏剧作品几乎一部也没有得到翻译和出版。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来,昆德拉是“智者”,哈维尔是“圣人”(即“行者”——朱健国注)。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用着吧。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

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已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行者),他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维尔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

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心灵还是智慧,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专家”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了

对昆德拉趋之若鹜,而对哈维尔却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层面里存在的某些盲点。先秦以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异乎寻常地关心智慧问题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心灵。先秦诸子里,除了庄子有一些生命哲学的成分以外,其他诸子几乎都在讨论智慧的问题——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动用智慧生存下来并且很好地生存下来?这需要极为发达的智慧。

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上,而无暇对心灵进行耕耘——在赤裸裸的搏斗中,“心灵”远远不是“智慧”的对手。“心灵”是非功利的,而“智慧”则是功利的。“智慧”像一架天平一样,能够称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本人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而“心灵”则像一双翅膀,不计较能否飞到目的地,飞翔的过程比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智慧”是多和少的问题,“智慧”确确实实是过剩的;而“心灵”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心灵”确确实实是匮乏的。智慧的发达与心灵的匮乏是成反比的,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是诸葛亮的模式。诸葛亮的智慧高度发达,而他的心灵却是一个黑洞。

鲁迅先生在写一篇小散文的时候,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心灵投入进去;而钱钟书和王小波即使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也是“元神出窍”的。

90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以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是我们放逐心灵。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这是不是真正的进步呢?

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勇气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不必多摘了,这样精彩的《昆德拉与哈维尔》,足以标明余杰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可以说,它对中国知识界近20年来的论战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小结:为什么郭沫若、钱钟书、巴金等文化大师总是让人感觉差点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是明哲保身的智者,至多只是聪明的昆德拉,而非知行合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哈维尔。

如是观之,余杰崇敬“行者”,誓做“行者”,是一个“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的有迷惑、更有希望的青年精神战士。

2000年8月13-15日

《羊城晚报 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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