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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挑唆中国急速向左倒退的急先锋?  

2008-09-30 09:46: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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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30日

博客谈普世价值之八

 [转贴]谁是挑唆中国急速向左倒退的急先锋?

作者:李悔之 2008-09-23 22:49:10 发表于:博客中国

——评司马南奇文《谁是鼓动中国急速右转的师爷?》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冯虞章先生日前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怎样认识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文章,司马南发现之后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在博客发表了一篇奇文,题为《谁是鼓动中国急速右转的师爷?》,再次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进行影射攻击。暗示南国两报是“鼓动中国急速右转的师爷”。

司马南的文章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冯虞章先生这篇关于普世价值的文章原载于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2008年9月4日),当天一早,即有人民日报的朋友短信通知笔者注意此文。晨起读罢,兹心大悦,连诵三遍,通体酣畅。兹举之荐之,祈朋友们同赏之,期对手们相疑析”。

我曾多次指出,司马南其人虽无文痞姚文元百分之一的才学,可是其政治嗅觉却丝毫不亚于姚文元。而文风更得姚文元之真传——他惯于拉大旗作虎皮这一套;十分擅长用暗示、挑唆、煽动、栽赃、含沙射影、移花接木、偷换概念、无限上纲的手法对他眼中的“坏人”或坏事进行中伤打击……正因为他有此非凡之手段,难怪司马南自鸣得意地说:冯虞章先生之文刚发表,“即有人×日报的朋友短信通知笔者注意此文”。

既然冯虞章先生之文刚发表,“即有人×日报的朋友短信通知笔者注意此文”。看来,司马南先生的来头真谓不小。既然如此,司马南先生的“对手”们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

冯先生这篇关于普世价值的主要观点主要有三:

一、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而站不住脚的。

二、对于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的价值观,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三、不应对“普世价值”随声附和。

鄙人大老粗一个,看不出冯虞章先生之大作有何新意。对冯虞章先生这篇充斥着典型左派思维之文章,这里我不想予以评论——我且引用一句名言:“虽然我不赞同您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您说话的权利”,因为一个常态的社会,有这种论争十分正常。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有左中右”。自古以来,莫不如此。这种现象,不但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如此,纵然在高度自×民主的西方亦不例外。其实,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左中右政见之争,未必是一件坏事——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的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五彩缤纷,一种味道称不上美味,一种物体无法进行优劣的比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能由“绝对正确”的一方发话的时代,绝对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所以,只有允许左中右不同的声音并存,才能令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才能使整个民族保持勃勃向上的生机。

然而,开口闭口“我们的舆论……”常常摆起“国家主人翁”架势、动辄斥人为“良心大大地坏了的坏人”的司马南先生却绝然不同,他是力图通过种种手段来捂住不同意见者的嘴巴——他一再攻击,并紧紧揪住南国二报的“辫子”不放(南国二报曾大力宣扬“普世价值”,善于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司马南认为是抓住了二者的“辫子”)就是企图以此为突破口,达到打击“坏人”,捂住所有“坏人”的嘴巴、令中国政治形势急速向左转之目的。这就是他看到冯虞章先生的文章欣喜若狂的原因所在——因为冯虞章先生手持清华大学教授金字招牌,其发言远比只有“打手”、“姚文元第二”雅称的司马南先生有份量。另则,冯虞章先生的三大怪论正填补了司马氏的理论空白——虽然司马氏视普世价值为洪水猛兽,但在理论阐述上却漏洞百出,为此而受到网民们的严斥。而冯虞章先生今日以“理论权威”的身份发表了此篇与司马氏灵犀相通、立场相同的奇文,这就难怪他用不伦不类的文言文表达他此时的心情:“兹心大悦,连诵三遍,通体酣畅。”不但如此,他还“兹举之荐之,祈朋友们同赏之”,并特地“期对手们相疑析”。

明眼人一望便知,司马南先生之所以特地“期对手们相疑析”,实则是向他眼中的“良心大大地坏了”的“坏人”示威寻衅,更希望因此挑起南国两报的反击,这样既可再次炒热自己,更重要的是达到向极左政治势力献媚取宠之目的。真可谓煞费苦心!

自七月向《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发起了恶意的攻击之后,当惯了英雄的司马氏再次声名大震,甚至引起了“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媒体的注意和兴趣。上月,在接受路透社记者和BBC的采访中,踌躇满志的司马氏更是摆出一副“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对南国两报以及在该报发表文章的一些文人学者再次横加斥责。他意有所指地暗示:“对于某些媒体错误倾向和极端观点,缺少旗帜鲜明的批评,好似不敢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更责难说:“对几个以文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面貌出现的,事实上要么是良心大大地坏了,要么是大脑出了问题。对社会有害的极端分子,我们的舆论过于宽容,好像好人反倒怕坏人一样……”

面对司马南一席充斥着暗示、挑唆、煽动的语言,相信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都会感到震惊和愤怒不已——时至今日,竟还有这般充满“文革”思维、动辄肆无忌惮地朝人打棍子扣帽子的无耻之徒——纵然这些文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的观点过急或有错,也是政见不同而己!他们并不是在大×元等“法×功”传媒上发表“反党”文章,而是在我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政见言论。他们是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进言!是为中华民献的崛起而献策!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呼吁,是为党和政府而分忧……纵然所言不当乃至出现谬误,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此,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再三教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司马氏竟口不择言地将这些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讥之为“大脑出了问题”,并斥之为“良心大大地坏了”的“坏人”……真可谓信口雌黄,令人心寒!此人之所以能讲出如此无心无肺的话来,不仅仅是因为思想极左的原因,而是人格、人品、人性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在与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司马氏竟断然认定:《南方周末》“主张在中国实行普世价值”的行为是“反体制行为”,更居心险恶、同时又荒唐至极地攻击两报“两报聪明地利用了政府的开明与宽容”,更借他人之口攻击《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都是“靠价值观立报”,“反体制立报”……还诬陷主张加快改革步伐的文人学者是“想中国翻车”……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时,又是荒唐至极——两报本身就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属下的报刊,是货真价实的“党的喉舌”——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政策,以党“实事求是”精神为传媒宗旨,何来“聪明地利用了政府的开明”之说?!而一家报纸靠价值观立报,又何罪之有?——这个价值观就是坚持真理,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极擅长抓辫子的司马南可能会说,为什么不提我们的党?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诉司马南:这些价值观正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所奉行和追求的!只要读一读它的党章就知道!何必多此一提?!

而司马南给南国二报所扣帽子中最大的一顶帽子是“反体制立报”——而且,还居心叵测地假借他人之口。众所周知,南国二报,尤其是历史更悠久的《南方周末》,在众所周知的舆论环境下,秉着良知和良心,力求多讲真话,多讲实话;少讲空话、大话、假话。力求少歌功颂德,多针砭时弊,体恤民生。在解放思想,开启民智,灌输公民意识和自由民主理念等方面虽然作了许多努力,但从来是小心翼翼,点到为止。为此,经常受到一些秉持激烈立场的异议人士的强烈抨击。鄢列山先生就被余×等人斥为“体制内思维”文人。并被暗讥为专制的“泛走狗”。纵然这样的报刊,也不为司马南所容忍,硬是强行戴上一顶“反体制立报”的大帽子,彻底暴露了其“文革”余孽的思维方式和作派。

这里我要责问司马南先生的是:宣扬“普世价值观”就是“反体制行为”?真是荒谬至极!此论调与当初那些攻击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的论调是多么的相似!——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以宣传“普世价值观”么?难道宣传自×、民×就是反党反体制么?真正岂有此理!作为普世价值观核心的自×、民×、人×,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党之初所追求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逐步进行并力求完善的。换一个角度看:难道自×、民×、人×,只能任西方国家独占,我等大中华子民不能分享的么?!而自×、民×、人×这些好东西怎么到了司马氏眼中就成了洪水猛兽呢!退一万步来讲,纵然南国二报和一些秀才们宣扬的“普世价值”,就是要中国向美国的政制看齐,这又何罪之有?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拒绝世界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是从那里脱胎而来的?司马氏知否?!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吸取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合理的、进步的成份又有何不可?!还有,司马南予以责难最多的“一人一票”制,又错在何处?当今中国在最基层的村乡进行的一人一票制选举试验,它的意图何在?司马氏又知否?!要求今后中国的选举“一人一票”来决定最高领导人,这又何罪之有?难道“一人一票”不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选项之一?再退一万步,纵然这些提法错了,其用心也是天日可鉴的,又何必戴上“反体制”、“想中国翻车”的吓人大帽子?!

尤其是下面两句话,其居心险恶,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做个推理吧,如果主管部门不允许的话,报纸是没法办下去的,对吗?现在的情况,说明主管部门能够容忍对吧?我们不知道,主管部门的底线在哪儿。把毛泽东搬到沙漠去,可以容忍;正面 宣传记者无国界组织,可以容忍;称赞大赦国际干得好,可以容忍;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容忍……主管部门的底线到底在哪儿,我不知道。

真是荒唐无耻,强横至极!——上面我已说过,《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本身就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属下的南方传媒集团的子报,是名正言顺的“党的喉舌”,何来“主管部门不允许的话,报纸是没法办下去的”胡话?尤其是“把毛泽东搬到沙漠去,可以容忍;正面 宣传记者无国界组织,可以容忍;称赞大赦国际干得好,可以容忍;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容忍”这席话,更是把其惯用的暗示、挑唆、煽动、栽赃、含沙射影、移花接木等卑鄙手法运用到了极至——把“把毛泽东搬到沙漠去”,和“大赦国际干得好”一类南国二报从来没有涉及的极端言论,与南国二报素来理性、平和的言论搅和在一起,从中得出它们是同类项,是一丘之貉的结论。再将纵容、包庇的罪名强加给南国二报,其用心之险恶,真令人不寒而栗!

而宣扬“普世价值”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么?真是荒谬之极的奇谈怪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核就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以人为出发点,一切以人作为最终目的。也就是人的价值至上,人的权利至上。这与普世价值观的核心自×、民×、人×又有何区别?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也是自×、民×与人×!这是党的十六大所提出来的,建议司马南先生有空多学习一下党的文件!不要一定到晚都想着用什么办法来炒热自己!每时每刻都在绞尽脑汁如何讨得主人欢心!!!

而司马南下面句话,如果不是人格卑鄙之至的话,就是其身份极端可疑:

“南报有人私下声言,现在已经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了,言外之意,他们已经成了气候。我想,这话至少部分是事实”。

司马南此话真是令人惊骇——身在千里之外的他是如何知道“南报有人私下声言……”的?难道南都内部出了“叛徒”?如果司马南不是“克格勃”的话,那么,绝对是一位人格极其鄙劣的无耻小人!!!

而司马南下面这句话所包藏的祸心,同样是令人震惊的:

“不争论,是一种主观态度也是战略选择。不争论,并不是分歧、矛盾、斗争不存在。沉迷于争论是没法干事的,小平同志主张埋头干事,团结一致向前看。但现在情况有些变化,你不争论,有些人天天宣传极端错误的主张,你不争论,人家天天骂你,掘你的祖坟,制造“合法性危机”。久之,凝聚力丧失人心溃散,还谈什么崛起?”

先是先大旗作虎皮,用伟人邓小平先生的话来为自己的罪恶企图作掩护,“你不争论,有些人天天宣传极端错误的主张;你不争论,人家天天骂你,掘你的祖坟,制造“合法性危机”……——言下之意,南国二报是幕后的操手,“是鼓动中国急速右转的师爷”。在文革余孽司马南的眼中,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何其严重,简直是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而南国二报从中所起的作用,又是何等之坏……司马南罗织罪名手段之高,逻辑推断之强横,纵然张春桥、姚文元再世也应自叹弗如!

而事实上,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果真如此严重吗?南国二报真正起到了“鼓动中国急速右转的师爷”的作用吗?这里,我想十分有必要再赘述和番:

经过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毋须置言,我国的社会方方面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个人口超十三亿的世界超级大国,国情错综复杂,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确实不易。虽然,当前我国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突出的,有些问题甚至是十分尖锐的。但总体而言,对中国共产党在这几十年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以客观的目光来看待。尤其是如何看待我国目前所面临的诸多复杂尖锐的社会问题,由于我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和行为意识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相对理性、成熟得多了。所有这些,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广大网民的表现中看出来。所以,当今中国,任何极左或极右的政见,相信都不会被大多数国人所接受——尤其是作为政治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阶层所接受。而就当前我国的政治形势而言,相对是处于平稳状态的。目前,广大人民既憎恶那种动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更反对大幅向左转的历史倒退。人们迫切看到政治稳定、稳中求变。没有多少人会支持类似当年东欧、前苏联那种剧烈的政治体制转型,因为与东欧和前苏联的国情相比,我国的国情远比那些国家错综复杂——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二千多年专制传统的农业大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由半专制、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低级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不可逆转的规律下,加上统治者长期实行愚民教育,国民的公民意识,自由民主意识,总体远远落后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然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却远远落后于综合国力——当前,就总体而言,中国人的自×民×观念和公民意识,还比不上二千多年前的希腊人;而中国公民的法制观念,还比不上二千年前罗马城邦的公民,而这,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瓶颈——因为人的思想现代化,才是最重要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中国真正走上自×民×之路,最少还需要二十年以上的“缓冲期”。而如果现在立刻进行剧烈的政治体制转型,窃以为,极可能会走向一条祸害子孙后代的道路——虽然,我深知这句话可能会遭到一些“急民×派”的强烈反对乃至咒骂。

所以,当前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自×民×之路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全力拼经济”,也不是急剧的政治体制转型,,更不是像司马南一类极端投机分子所希冀的那样——紧缩言论空间,实行愚民政策。而是要将扫除蒙昧,启迪民智,灌输公民意识和自×民×理念等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否则,我们的综合国力纵然超越了美国,但国民综合素质却仍然停滞在“类人孩”时代,那么,我们的民族也将是一个三等民族!我们的国家也谈不上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因此,任何一个媒体,任何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理应自觉肩负起扫除蒙昧,启迪民智,灌输自由民主理念的神圣责任。而司马南一类惯于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分子,却极力愚弄民心、误导民意,乃至挑唆当局收缩言论空间,扼杀言论自由。不但是居心叵测的,也是极为愚蠢的。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将会令我国国民的民智永远停滞在“类人孩”阶段。果真如此,还侈谈什么现代化,侈谈什么振兴中华?!

而这些年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在解放思想、开启民智、针砭时弊、体恤民生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因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尤其是《南方周末》,在解放思想,开启民智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更是有目共睹的。诚然,与一些思想保守,只管政治正确而不惜舆论一律,只懂逢迎拍马而不敢讲真话的报刊相比,南国二报显然做了“出格”了些,但事实上还远远做得不够。纵然这样,还是被司马南紧紧咬住不放,并诬之为“鼓动中国急速右转的师爷”,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之意图。其中曲直,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心明眼亮。而司马南再三咬住南国二报不放之居心,更是“路人皆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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