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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百年之后,我们还需要鲁迅么?  

2008-06-13 10:46: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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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2日

忆柏杨博文之十

[转贴]百年之后,我们还需要鲁迅么?

2006-10-27 16:11:56评论(54) 阅读(2245)

百年之后,我们还需要鲁迅吗?

我们中国人是怎幺了?

我们中国人为什幺还需要相传这个衣钵?

我们为什幺一定要痛下针砭,才觉得痛快?

痛快之余,就没有下一步的反醒和行动?

对话人:柏杨

朱洪海

朱:从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将您与鲁迅先生并列,讨论你们对中国文化贡献的各自特点,尤其这几年这种讨论越来越多,更有人提出“鲁迅以降,柏杨第一”的观点,在您看来,这种“跨时代比较学”的意义,反映出什幺样的现代国民精神?

柏杨:你的题目中“国民精神”,我把它觧读为“国民性”,不知道正确否?我想先提一个有争议的看法:“国民性”,到底是“因”?还是“果”? 我的看法:它既是“因”,也是“果”,就好象“鸡”和 “蛋”的问题一样,(虽然,我很敬重的学者林毓生认为,国民性是各种因素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或者我会说:“国民性”和一个时代、环境、经济、人口、政治、教育、风俗、传统….息息相关, 恐怕很难定出其先后、因果。

现在,从十九世纪(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到二十一世纪初(中间相隔125年),还在谈同一个主题,我对这一个现象,第一个反应是“着急”,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还需要相传这个衣钵?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人痛下针砭,才觉得痛快?痛快之余,就没有下一步的反省和行动?

朱:当今两岸三地的诸多评论家认为,您是当今惟一能够与“五四”时代的鲁迅遥遥相对的人物。与鲁迅相比,继其“染缸文化”之后,您提出了“酱缸文化”;鲁迅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您的观点更直截了当:丑陋的中国人!不同时代的两位人文大师,为什幺思考的会是同一个问题:中国人,你怎幺了?

柏杨:你在提问题前有一段话, 和我个人的了解有出入。你认为鲁迅在台湾,香港也是被尊重的,并且,程度上并不亚于大陆, 我不谈我很少停留,又语言不通的香港, 就台湾而言, 如果你做一个读过鲁迅作品的人的问卷调查, 我怕你会觉得数字低落到令你大吃一惊。国民党的威权时代, 根本没有人读鲁迅作品, 如果偷偷读而被发现, 那真叫大祸临头。

还好鲁迅名气大, “阿Q”“染缸”…一类的词汇,还是在人们的口中流传不绝 (这还要靠1949年,渡海而来的外省人遗老),这种口耳相传的力量, 有点像老字号商家的传统经营,口碑才是重要的宣传。在大陆,鲁迅声望很高。(我很为鲁迅的短命庆幸, 如果他多活个十年、八年, 以鲁迅的刚烈性格, 结局难测)。

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直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作家,学者的生命基调。其实, 很多作家都有很浓烈的忧国忧民心思, 而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文风不一样, 际遇也不同。三年前, 大陆一个舞台剧团来台表演老舍的“茶馆”,我在台下,看得老泪纵横。心情沉重无比, 彷佛中国百年来的伤痛逼面而来,我们却束手无策。这并不是伤逝,也不是怀旧, 而是作品与表演的成功,唤回我们历史记忆的沉痛。

需要为生产之母,有这样的需要,就自然有这这样的呼吁。

朱:我曾经在论述您的著作的文章中谈过,“五四精神”提出的任务,当年并没有全部完成,而且至今也仍未完成,21世纪的中国仍将要肩负这个沉重的使命,因而提出要重拾“五四精神”的口号,而今天的柏杨其实就是当年的鲁迅的延续。我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经济时代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漠视“五四精神”,认为“五四精神”已经提出将近100年了,在这个世界现代化的时代,有必要有需要重拾“五四精神”幺?这个精神究竟有那幺重要幺?

柏杨:“五四”是一项启蒙运动,中国在上一个世纪的环境中, 虽然有这个觉醒,知道“民主”与“科学”对进入现代世界潮流的重要性, 但当时中国的现实条件无法配合。那时,中国的经济太衰敝,教育太不普及,人口压力又庞大,政治又混乱,社会面临瓦解, 人民养生送死之不暇, 那里能谈到人文精神的提升?

今天的中国, 经济走上改革开放, 人口生育受到控制,加上信息不容易阻隔, 门户大开,我们不趁这个形势大好的机会, 继续为这条未竟之路振作奋斗,更待何时?

何况, 这个时代经济的突飞猛进, 人民的文明度却远远落在后面。我只怕中国人痼疾未除,却爆发各种新的病变。看看这个50余年前历经共产主义革命洗礼的新中国, 如今在许多经济繁荣的商区,看到官与商如何勾结串连,城乡差距悬殊, 贫富两极分化,我们岂不又回到革命前的原点? 我们何止要继往, 还要面对迎面而来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发展的经济,只是酿造贪腐的脓胞,开放政策, 只是无法无天, 滥权营私的窠臼, 财富只是肆无忌惮, 穷奢极侈的糜烂——这些现象正在我们台湾上演。如果我们两岸的中国人,都没有这份觉醒,中国人被践踏的命运,就永远不会得到翻身, 看见公道与正义的前景。因为,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朱:当下最流行的一句话:以史为鉴,您的著作都是倡导“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但我们自己对历史的态度所缺少的正是一种民族自我反省的精神。五卅运动中鲁迅就提醒年轻的学生:“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但我们老是没有记性,总是忘记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口喊“以史为鉴”,实际不以史为鉴。我看过这样一个关于您的对话,问:你的史学书是写给谁看的?柏杨说:平民百姓;问:历史到底能不能提供统治者教训?柏杨说:不能。既然历史证明做不到“以史为鉴”,那“以史为鉴”的意义何在?

柏杨:你的问题很有质疑精神。人,其实是不会接受历史教训的。“以史为鉴”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的喟叹。因为经验无法传承, 事非经过不知难, 这真是一句颠仆不破的老话, 历史的警惕功能,不是那么直接彰显的。历史是被人从天际偷盗下凡的那把火。它可以照亮你的前路, 也可能使你从中吸收不少权谋与策略, 自以为聪明过人, 却不过自误误人。最近我曾在答复一位北京《青年周刊》记者访问中这样答复:历史是一个国家兴衰荣辱的忠实记载(个人叫 “传”),也是一个政策执行成败的记录,让后人可以追本溯源,了解前人如何走到今天。我们的人生,才会有一点深度与厚度, 我们的眼光,也不会狭窄而肤浅。我们的思考, 才能稍为有一点空间, 与一点选择的余裕, 所以还是有提供借镜的意义,而对一个君王(用今人的话来说,是执政者)也多少有一点言行的约束。忠实的记录,对世世代代的人来说,是诚实面对自己的一种训练,这是人的生存一项非常重要的素质。由欺骗别人而沦落为自欺,这个民族就无药可救,所以尽管人类并不记取历史的教训,历史记载与阅读, 却是一个人及一个国家不可忽略的。

朱:您与鲁迅都是深刻而沉痛地描写中国人人性的堕落,但您的文章比起鲁迅的文章更显刻薄,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您将中国人的劣根性看得更加透彻,也许,是因为环境和历史的限制,加上鲁迅是一个将自己内心矛盾和紧张感深埋在心底的人,所以鲁迅的文章情感色彩过于淡化,甚至隐晦。例如《药》、《风波》中对那些人物的刻画,若非细细品味,则很难抓住要点。但看您的文章就觉得恨天又恨地,说起中国人的不是,就好象在说别的国家的人一样,一点不留情面,笔触痛快淋漓,特别是杂文尖锐锋利,直指中国人种种的劣根性和中国文化的弱质。其实,这些“骂文”无非是想唤醒沉睡中的中国人。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幺

柏杨:我自认自己的文笔刻而不薄。如果,批评自己的国家要避讳,还要讲情面, 难怪唐山大地震我们要过了30年,才能摊开来面对当时因为爱面子,音讯封锁,无能紧急救难,造成24万人哀号的悲惨痛事。也难怪过一百年,人们崇拜的还是一个鲁迅。到现在,我们常听到大陆人说: “不干这一杯酒,就是不给面子”,可见“情面”这么重要. 这种充满“给面子”的话, 我在杂文中都谈论过多少回,现在还常常听到人说:“没事儿, 没事儿,” “行,行”, 这种模糊焦点态度的养成,是面对真相的敷衍,我们只需要情面上的安抚,而不习惯接受事实的叙述,分析,和程序的了解,更遑论面对自己的缺陷? 我们太注重达到目的,不要了解程序. 这使我又想起五四时代胡适写过的一篇文章:差不多先生。

我们中国人时间的脚步,到底是走得太快? 还是走得太慢?

洪海呀,你是中国年轻的一代,你怎么说?

注:本文为柏杨先生面对台湾读者宣布封山而作,发表于台北《新观念》杂志2006年9、10月号“鲁迅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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