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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穷人的走狗”— 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  

2007-10-26 21:34:58|  分类: 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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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26日

邹恒甫在中国最牛的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五,他自称是“穷人的走狗”。与“穷人的走狗”相反的应是“权贵的走狗”。邹恒甫为湖南人氏,邹恒甫崇拜两位名人,一是陈寅恪,陈老爷子一生奉行“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五十年代,当局曾请他干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一个研究所所长,陈老爷子开出条件:我不参加政治学习,而且我所里头的人全部不参加政治学习。文革时这种臭知识分子肯定要批倒批臭,幸好老爷子此时已双目失明,红卫兵革命小将大概考虑到拉一个瞎子出来批斗实在不够刺激而让老爷子逃过一劫。邹恒甫崇拜的另一位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人阿马蒂亚·森。此公专门研究穷人问题,对福利经济学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一些理论已在联合国政策中得到应用,此公1981年的著作《贫困和饥荒》是他在福利经济学领域内最著名的研究,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饥荒并不是因为食物短缺而是因为分配不公造成的。下面转贴几篇有关邹恒甫的文章。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对话(第三部分)

经济学是庸俗的小流氓无赖的(VULGAR)学问吗?

2007-10-24

俞捷:我听说,在经济学界,好些海归经济学家们都口口声声地说,中国很快就要产生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了,因为中国的经济是如此的繁荣昌盛,是世界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现象,既然全世界都无法回避中国的经济崛起,那么全世界都不得不重视中国的经济学家。你认为这样的说法有几分真实性可言?

邹恒甫:且不说中国的经济是否真的很好,其中有多少致命的问题,即便中国的经济真的很好,与这群经济学家又有多大的关系?他们根本就没有作出过多少贡献嘛。这些家伙个个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人要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是杨振宁所说的几年、十几年,也不是林毅夫说的三十年。我们的知名经济学家其实是在搞政策,不是在搞经济学基本研究!我常常说,斯蒂格勒兹太客气了,我们其实都是垃圾经济学媒体鼓吹家. 我们完全可以笑谈垃圾经济学和马克思所说的为资本剥削辩护的庸俗小流氓经济学家. 现在,这些所谓著名经济学家真是羞耻:第一,他们根本没有在主流经济学里写出几篇学术论文.我们根本不应该叫他们主流经济学家.第二,他们为资本和权贵资本的辩护的水平比萨伊,巴师夏,西尼尔,穆勒他们不知差多少!第三,他们完全漠视相对效用和相对帕累托最优的改进.第四,他们根本不把伦理,道德,公正引入正式的经济学分析,对五十年来福利经济学的进展置之不理,装聋作哑,玩弄讨好权贵资本的鬼把戏.如下的分析是太抬举了张维迎之流的不伦不类的宣传鼓吹.他怎么能算得上在经济分析上有学术贡献!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吧,不要自欺欺人和欺骗中国人民了。

俞捷:坦率地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一个不受老百姓尊重的群体。与法学领域相比,法学界有许多法学家愿意为弱势群体说话,愿意去充当维权律师,推动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和正义。但是,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却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当权者和有钱人的辩护士。以张维迎为例,他害怕反腐败影响私有制进程,便特别强调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在当前工会有名无实、劳动部门相当不力的情况下,张维迎竟认为:“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帐,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今天,工人失业,农民失地,惟有公务员的薪水猛涨,灰色收入更是天文数字,张却声称:“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高等教育迅速市场化、公司化,学费让工薪阶层难以承受,张却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人类历史上,还从来还没有什么人如此毫不掩饰地以当权贵的走狗为荣。

邹恒甫:我曾这样批当前的经济学家:“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巴尔扎克的名言──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不是宣扬仇富心理,我只是想提醒那些富人和他们的走狗,不要把自己想象得那么圣洁,要让穷人有尊严地活下去。

俞捷: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理性的学问,是可以不讲道德的。据你的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否真的是一门可以不讲道德的学问?

邹恒甫:公平选择和价值判断问题是社会学、伦理学中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主题。有人认为经济学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这是对现代经济学的极大误解。经济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人类的效用和福利,怎么可能对这些重大问题置之不理呢?纵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始终热切地关注着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大师在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领域的经济分析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学绝对不是流氓无赖的学问,我们不能因为有几个害群之马便否定经济学这个学科。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学家不是冷血动物,经济学更需要人文关怀。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就曾说过经济家学家应该有“热情的心灵,冷静的大脑”。面对孩子们渴望求学的眼睛,我们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面对无助地呻吟在街头的病人、面对寒夜里无家可归的老人,谁又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经济学家应该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不!我们看到太多的悲惨,却发现太少的眼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麻木不仁?经济学家有责任呼唤社会良知,有义务为社会公正呐喊。

俞捷: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可以做些哪些事情?作为一名长期在世界银行从事扶贫的研究和实践的经济学家,你的足迹遍布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既有过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也与若干名总统、总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有过对话和探讨。当然,你最关注的还是中国,这片生养你的土地。你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始终拿着中国护照,说明你还是有强烈的中国情结。可以说,在华人经济学家当中,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经济情况了。你的经济学家的身份以及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地位,使你比起像我这样一名“持自我政见”的人文知识分子来,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更有影响力。那么,你认为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什么,政府的公共政策该做那些必要的调整,你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

邹恒甫:经济学决不可以回避价值判断和公正问题。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长期面临的重要话题。在中国,贫困和不平等日渐凸现,政府如何更好地给公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最起码的公共服务,十分重要。从机会均等的角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应该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目前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计算,教育公共支出至少应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应该占到总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我多次呼吁,应该有良好健全的民主保障机制,保证政府福利能够顺利地进入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的手中。

在世界银行,我们这些研究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言献策,帮助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日常工作在于深入研究、比较各国家(地区)在宏观、微观、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以期深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摆脱贫困和极度的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将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近年来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比利时著名公共经济学家帕斯蒂尔和以研究经济增长而闻名的经济学家霍伊特来中国时,对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如此悬殊的不平等感到惊讶。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正进入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然而社会的不平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持续拉大;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更大,拉开的速度更快,一些人确实富有得让你难以想象,而更多的人处于赤贫状态;“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生存状态之困顿、农业之薄弱、农村之萧条,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十分突出;农民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生活日益困苦;教育领域的不平等十分悬殊;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越来越难以接受,多数人看不起病;社会保障领域的不平等也十分明显,农民完全缺乏养老保险。经济学家不是权贵的奴仆,经济学家能不研究这些问题吗?

俞捷:我完全同意你对弱势群体的医疗和教育问题的关注。但卫生部门不得不宣布医疗改革基本失败,近年来教育系统的“产业化”,使得大量的农村中小学被迫关闭,越来越多农村孩子不能完成所谓的“义务教育”。我听说,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状况比中国差远了,但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却比中国做得好,是否真的如此?不能让穷人维持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的国家,不配说什么“大国崛起”。

邹恒甫:社会公正的最基本要求是保证每个公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起码的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是影响公民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从机会均等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又是人们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从避免绝对贫困的角度看,政府的公共支出也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证每个公民的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非发展中国家力所不能及,一些低收入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和古巴,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功。哥斯达黎加一直实施积极的公共医疗计划,人们健康状况的逐步改善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步进行。在古巴,公平的医疗保健是政府最高目标之一,政府把全体公民的健康状况视为自己的关键性业绩指标,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水平,政府甚至要求所有医科院校的新毕业生到农村服务一年。

俞捷:最近有一份数据显示,中国至少有两亿农民和城市贫民,根本没有条件到医院看病买药。对此,经济学家们难道能假装看不见吗?

邹恒甫:对于中国而言,保证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失业、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并不会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我们可以在一些建设项目上动辄投入数亿、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公共资金,我们可以搞出那么多锦上添花的盛大活动和形象工程,为什么就不可以为孩子上学、百姓看病问题多花点钱?如果大部分人民生活的基本状况都得不到改善,经济增长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建议,中国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民,得到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民,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中央财政也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居包括农村居民,得到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俞捷:今天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政府手上的钱很多,可就是不愿做这些事情。这些计划不实现,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和谐。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不能回避腐败问题。我相信你在若干第三世界国家也观察到了各种各样的腐败,有哪个国家的腐败达到了中国这样的程度?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腐败现象?腐败是否真的如张维迎所说的那样,是改革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是最小的代价?学者苏中杰在《伪自由主义》一文中引用了这群经济学家的诸多妙论(谬论)。张曙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这批“精英”们支持权贵抢劫公产的理论相当多,如“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改革成本论”……其中,张维迎“吐唾沫论”独具流氓特色:公产是块馍,谁先抓到手就在上面吐上一口唾沫,没人吃了,这块馍就是他的了。(这是有“张维迎特色”的语言,他是西北人,西北人喜欢吃馍)这二十多年来,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七千多元,更有三千万工人下岗。厉以宁却大言不惭地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他们甚至还标榜自己如何捍卫“学术独立”,不从众,不怕得罪人。你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呢?

邹恒甫:像你提及的这些言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完全没有市场,没有人会把它们当严肃的学术观点看待。根本不值得批驳,根本就是笑话。我曾批评老先生们不入流,把他们气得脚直跳。他们给我的老师董辅礽打电话,说邹恒甫怎么这么缺德,挖苦我们。董辅礽先生说,你们本来就没有水平嘛。这些人是策士,哪是什么经济学家!腐败就是腐败,打扮得再漂亮也是腐败。

关于腐败的危害,世行的研究表明,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联系。特权阶层掌握着基础资源的配置权,他们凭此可以在瞬间积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财富,这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是无法做到的。如果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制度或者道德的约束,而任由私欲泛滥,整个社会将陷入极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极少数人掌握社会极大部分财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这种现象在非洲国家并不少见。值得注意的是,世行的研究还表明,收入分配的格局主要是由一些制度因素决定的,在正常环境下,收入分配格局相当稳定。比如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九二这四十年间,印度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几乎未变。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的格局,在短期内大幅度变化,主要是制度急剧变迁造成的。一旦制度框架稳定下来,腐败与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局面很难改变。这就是说,制度存在惯性。一旦腐败制度化,它就会侵入社会的骨髓,由此产生的极度社会、经济不平等将成为社会的痼疾。

俞捷:张维迎之流的经济学家,明明是当局的策士、富豪的师爷,却偏偏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他们哪里是什么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比较混乱,在中国的“泛自由主义者”群体中,既有西方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也有西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还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等。但我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自由主义者还应当有一个通用的、入门的标准,那便是:必须批判现存体制,呼吁民主和人权。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便持续至今。新左派的策略之一,便是故意将对张维迎等人的批评强加在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身上。学者徐友渔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一文中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分,两种牌号的自由主义既分享某些重要的理念和价值(比如个人自由、法治、政府权力的制衡、市场经济),又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区别(比如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重视)。而以前新左派在论争中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中那些遭到诟病的主张为靶子,攻击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说,这种混同基本上是有意的。”另一方面,张维迎等人也以一种“受之无愧”的态度,拿过自由主义者的帽子来(在官家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则巧妙地隐藏起这顶帽子来),企图在民间也博取部分的喝彩,他们希望两边通吃。

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对张等人的批评,本来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对权贵经济学家(或用你的话来说,是“流氓经济学家”)的批评,却又容易被歪曲成左派反对改革。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你要小心别人给你贴上左派的标签。

邹恒甫:这场争论一定要突破左右之分。汪丁丁说过,虽然他支持我,但没有办法公开发言,一发言,左右两边都会批他。我不在乎左右,只在乎真理。我说我是“穷人的走狗”,并不是说我完全肯定穷人、美化穷人,我也不是民粹主义者,但为弱势群体说话是我的立场。

俞捷:我很欣赏你的立场。前段时间茅于轼有一篇《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的文章,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我同意他的前半句话,不同意他的后半句话。我个人像你一样,更愿意选择为穷人说话,因为富人已经有很多人为他们说话了,看看那些时尚的报刊杂志,看看那些房地产广告中传递的信息,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羡富情结”远远大于“仇富情结”。真正沉默的大多数,不是富人,而是穷人。你把今天中国的经济学界批了个底朝天,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你认为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你认为今天的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邹恒甫:中国的经济学家中,赵人伟先生和李实我就很欣赏,搞收入分配的,还有朱玲,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们在扎扎实实搞学问。当然,他们离世界一流还有好大的距离。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我最佩服的经济学家是阿马蒂亚·森。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阿马蒂亚?森综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分析工具,在诸如不平等、贫困等重大经济领域的分析中回归了伦理的要素。他在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研究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最优的关系,深入考察了饥荒、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设计了诸如人类发展指数等度量社会福利、贫困的影响深远的指标,彻底改变了现代政府抗击饥荒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方式。

森对于道德、伦理的关怀始终贯穿其学术生涯。森指出,伦理与经济学并不矛盾,道德在每个人的行为里都起了很大作用,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约束来进行自己的选择。森对社会底层人民以及道德的关切,使他获得了“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的美誉。他还帮助设计了联合国自一九九零年以来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以及用于其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涵盖了期望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标准以及其他指标,以全面反映人们的生活福利状况。

俞捷:我记得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样评价森:“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造成革命性的变化。”森认为,发展就是要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森一直苦心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饥荒、导致底层人民的不幸,他在最重要的著作《贫穷和饥荒》找到了答案:原因不在于总量的不足,而是因为分配的不公、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将森的理论对照着阅读作家杨显惠描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定西孤儿院》一书,真是触目惊心。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学比文学更堕落,中国的文学家中毕竟还有一位杨显惠,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却没有一名像森这样的人物。森是一位知性和德性集于一身经济学家,他展现给我们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生命价值和至纯品行。他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浮躁和混乱,照出了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的失语、失范、失态及人格缺失。森不仅是经济学家的榜样,也应当成为今天中国所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像森那样做,才能恢复经济学的尊严,恢复学术的尊严,恢复大学的尊严,恢复知识分子的尊严。

邹恒甫:功臣还是罪人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0日南方人物周刊

10月以来,一条消息在国内众多学术网站里传播开来:在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面临被分拆的局面。

作为风暴中心的当事人、该中心的创建者——有“中国现代西方经济学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邹恒甫教授,在低调“拓荒”了十多年后,首次公开亮相,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彭苏 发自北京

“一个记者从1994年起开始观察我,说要写我,结果11年过去了,连篇稿子的影子都没见着,你想通过一两个小时的谈话就能写好我?”

邹恒甫孩子气地偏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大方框眼镜后的眼睛里充满的不是质疑,而是无限之肯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供职于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将西方最先进的经济学教育引进中国、创办了国内首家现代经济学教育试验田——“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简称IAS)的学者,撇开诸多头衔身份不论,坐在面前的这个43岁的男人,简直有点……怎么说呢,简直有点像他时而冒出的口头禅:“这太好玩了。”

首先,因为“听着别扭”,他拒绝被别人称呼为教授;他一边嘟囔着特烦被拍照,“全都是搞形式主义。照来照去,还不就是个人?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做什么?”一边又会拘谨地站在摄影师面前,请教怎么摆布才算好看。

讲到关键点,手里犹如攥着云朵,转着圈地不断上升;谈到兴奋处,全身散热,两眼释放出虔诚的宗教分子般的狂热,“要是有块黑板,我会发挥得更尽兴”,不喜欢作演讲,“我讲话时是全身心投入,耗费能量特别大,再多讲两个小时,我是会哭的”。

公众场合,他口无遮挡,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不说假话的,那与我不相容。”“我最佩服陈寅恪先生。蒋介石请他吃饭、赏花,他感觉浑身不自在,‘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精辟!”

“我还斗胆把中山大学董每戡先生的句子拨动一下:‘书生自有嶙峋骨,最喜交情最厌錧’。最后一个字你肯定不认得,因为它是我造的,左金右官,意为权钱交合,我令其读作虎。拜托推介一下,我要靠这个字名垂青史呢!中国文字真好玩。”哈哈大笑。

“权钱,得不到就瞧不起它嘛,你可以说这是阿Q精神,但搞学问必须有这种心理,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规则。”

半假半真,嬉笑怒骂,这是表面的邹恒甫。

“我太熟谙他们出名的原因了”

10月23日,本刊记者采访邹恒甫的时候,他在北大教课时被慕名者搬到一个会场,“他们把我缠得脑袋都大了”,他直言,“这是最后一次”。他恨恨地说,又摇摇头,“还不好说死。”他最烦正襟危坐地出席大会。

在会场上他却让人耳目一新:“你们知道我的名字才怪呢!”面对台下的大小干部,他嬉笑怒骂,调侃不改。比如,他调侃今年7月15日,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太可惜了,要是对当今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了解更多就好了”。

比如,他将樊纲、易纲、胡鞍钢、张五常比作“三纲五常”,将林毅夫、海闻、张维迎、杨小凯喻为“林海张杨”。他调侃许多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我太熟谙他们出名的原因了”。

“他们把学生带坏了,不安分于校园,当的当官,赚的赚钱,把咱们心目中的象牙塔搞得乌烟瘴气。”“赚钱的有胡祖六、谢国忠、李山等,到投资银行去了;当官的有林毅夫、易纲等。就是做学问、当教书匠的太少了,对得起哈佛和MIT(麻省理工学院)吗?”“误人子弟呀。”

“国内现在出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学者型官僚和官僚型学者。在国外真正研究经济学的教授,极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做了官就要离开教职,哪像咱们官、商、学通吃。我们想在名校里保留一方净土,培养几个耐得住寂寞、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难哪!”

他在台上三个小时,挥洒肆意,热血沸腾。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人也是“手抚心脏,面色通红”,“他们哪见过我这种异类?我今天出席这种会议简直是稀奇可笑。”邹恒甫悠闲离场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为何要分拆武大IAS?

但心跳加速的听众们也许不知道,这个异类的“心脏”却正处在危机中。

10月13日,在白果社区,出现了一张题为“石破天惊,武大IAS倒掉了!”的帖子,其中写道:10月8号开始,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学生完全被划入经管学院的旗下。在学生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本科生、硕士生,被划分到不同的专业,数理金融并入金融系,数理经济并入经济学系;国学班,世界历史,比较哲学也被划开;EMBA也被拿走了。整个高级研究中心都被掏空,陷入瘫痪状态!倒是有些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在课堂上兴高采烈:这是非主流经济学的胜利!IAS要被毁掉了!

武大高级研究中心(简称IAS),就是邹恒甫的“心脏”。

“特别是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这块,他们知道那是核心。”他们是谁,邹恒甫没有具体指出,大概其中就包括了那些“非常高兴的政治经济学老师”。

“他们高兴,我让他们高兴。我一点都没觉得被整,我心里明白,我一定会赢的,中国也一定会走这条路的。”末了,他又加了句“这真是太好玩了”。那神情宛如发现了新大陆般,一面喝着橙汁,一面发出惊叹。

显然,IAS的学生们并不认为这事好玩。邹恒甫的手机不断响着,400个IAS学生和其家长,不服校方的决定,把怨愤发泄到他身上,希望他出来讲话,维持他们的梦想……

10月20日,从IAS出去的一批海外学子也给武大校方领导致信,强烈呼吁武大保持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系办学的特色……

武大IAS的分拆,为何会一石激起千层浪?

虽然林毅夫经常是邹恒甫调侃的对象,他在写给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Reinikka教授的评价信中评价:“……从1992年开始,他(邹恒甫)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开办了现代化的经济学专业。……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大量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让人兴奋的是,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

武汉大学前任校长刘道玉在《记邹恒甫留学哈佛大学的曲折经过》一文中也写道:

……恒甫进入世界银行不久(1991年),兴冲冲地回到母校,结果发现经济学的教育从课程设置到使用的教科书和授课方式,竟然与他出国前没有多大变化!许多教师的备课本已经年久发黄,课堂上讲授的经济学,还停留在20世纪初期的内容,学生们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念和规范方法茫然不知。他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这样会误人子弟啊!”

许多学生至今记得他冒着“火炉”武汉超过40度的高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授课;记得他在客居的“珞珈山庄”,在临近研究生宿舍区枫园的简陋的“东水餐厅”,鼓动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学中去;记得他每次回国都带来一箱最新的、最适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论文集,不遗余力地为每个有志于学的学生提供精神食粮……。

1996年,恒甫颇费周折,最后如愿以偿地开始招收“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所有的学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数学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学习。他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教授,为他们开设数学系本科全部课程;他在全国最早全部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他还以极大的热诚感动了许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有许多也是武大的校友),像谢丹阳、阮志华、陈志武、周忠全、朱晓东等人,都曾经分文不取地为武大学生上课,当他们就着电扇挥汗如雨地在教室讲课时,他们知道了恒甫办学有多么艰辛!

邹恒甫的经济学教育办学理念,在国内各名校也得到了普遍认同。

1997年,他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办起了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1998年,北大邀请他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出任经济学讲座教授、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对经济学的课程设计和教材进行了系统改革,全面与现代经济学教学接轨。2000年后,他的教育理念在国内全面开花: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

然而,作为国内起步最早的、重要的经济教育研究机构,武大IAS自身却面临着分拆。

有观点如此评价说:“国内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科都在受到冲击,现代经济学教育在国内泛滥成灾,邹恒甫到底是功臣,还是罪人?”

“这就是我的结局。”邹恒甫反而笑得很灿烂。

邹恒甫:张维迎是九流经济学家 林毅夫算三五流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0日南方人物周刊

从2004年到2005年,邹恒甫失去的太多了。去年,他的老师董辅礽先生永远离开了他;他的朋友让·雅克·拉丰(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永远离开了他,还有他早在武大时就已结识的杨小凯也逝世了。

“他们都是患上癌症逝世的,难道作经济学研究的都要得癌症?”直到此时,他还不忘幽默一下。

今年,他又面临着自己一手创办的IAS将被拆分,“没办法,人生总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悲伤,这真是太好玩了。”邹恒甫轻轻地摊开了双手。

但当他面对友人,率性豪饮、纵论天下时,却吟出了陈寅恪的一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啰。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

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

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一生变了好几次,一点都不好玩;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后,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当官去了。我们不会变,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难道在你眼里,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

邹恒甫:我们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所以没说出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走向了仕途,这就脱离了学术。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邹恒甫: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礽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人物周刊:有人说武大IAS被拆分,也与你的个性有关系。

邹恒甫: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就是让人保持距离,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至于说被拆分,其中的具体原因,我不好说,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两个字。

1994年,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我办IAS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这一点都不假。当时条件艰苦,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间厕所开始,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书的出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IAS办到1999年,才把名气打出来。

所以,我们邀请的全是国际上一流人物,全是哈佛、耶鲁等名校的一流学者。还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与学生交流,像James J.Heckman、Robert. Lucas、Laffon、Tirole、Maskin等等,我自己从2001年起都不上课了,也成了一个跑腿的。

由于我请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来讲课,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这样就等于是另起炉灶,把几百号人放在一边了,这不是相当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那他们是不是要找我拼命?你说我能不癫狂吗?我想走正常程序,怎么走法?

人物周刊:也有评论说,你们办的IAS对国内教学和科研风气并无实质影响?

邹恒甫:有没有影响,在青年经济学子的心中自有明断,我感到青年学生一直是我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正是我屡败屡战的动力。为什么有人恐惧我,想方设法搞得我难受?他们有危机感。这不是影响吗?

人物周刊:网上也有人传,IAS的被拆分,与7月15日刘国光先生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你看呢?

邹恒甫 :这我不知道,我不能乱说。但刘国光先生必须重新学习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John 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平等、革命等的理论。如有机会,我愿意跟刘国光先生多多交流。如果董辅礽先生还在就好了,我们三人的交流,一定会充满了火药味和学术味。

人物周刊:听说你除了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还爱说自己是走狗?

邹恒甫:是的,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也永远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癞皮狗。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把减少贫困、促进公平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人物周刊:你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邹恒甫:去北大、中央财大、上海财大、浙大、中大上课去,他们很高兴我去,当然还有武大。我想IAS一定还会干起来的。只要不为了钱走穴,只要不当新闻媒体经济学家,只要不从政当官开会,一个人是会有大量的时间看书、给学生上课、和写点可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的。这样会过得心安理得。“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诗说得太好了。

人物周刊:最后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没有在世界银行的物质保障,只是国内的一介普通学者,你还敢于放言抗争么?

邹恒甫:我想依着湖南人的个性,还是会垂死挣扎的,我还是会执着于自己的教育事业。当然,斗的方式可能不一样,狡兔有三窟,人就应有九窟。只要哪儿需要我,我就会到哪儿报到。

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最不过瘾。希望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海龟用这三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走狗谢谢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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